明定國是詔  

《 明定國是詔 》

 

有人認為光緒皇帝的變法很偏激,甚至說他是個誤國「 憤青 」。我個人的看法是,作為改革派的維新黨人確實很急躁,可要說光緒帝他本人的思想很「 偏激 」也搆不上,畢竟當時整個國家真的已經到了「 不變法,就亡國 」的地步,他根本別無選擇。當然,我更不能同意光緒皇帝是個「 憤青 」的評價。

 

戊戌變法的歷史教訓

 

作為光緒皇帝主要的政績,以及近代中國邁向現代化契機的戊戌變法,之所以會失敗的原因並不難理解。只要是涉及「 改革 」,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夠成就的。維新派的改革進度過於躁進,也沒有給予緩衝時間,即使地方官員與士紳有心配合也無力消化,更遑論當時官員們陽奉陰違的辦事態度非常普遍,見怪不怪。

求好心切的光緒帝在毫無配套或是補救方案的規劃之下,無預警而大幅度的改變已維持千百年的科舉考試制度,還迅速的裁撤許多早已失去行政功能的閑散單位,當然 會引發廣大的「 失業 」官員和寒窗苦讀多年,渴望「 一舉成名天下知 」的考生們激烈抗爭,而且這場維新運動要「 修理 」的對象不分滿漢,當改革的大刀揮向早已習慣由政府「 包養 」的八旗子弟時,會收到同樣的反應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其實,那時候還是有人看出問題所在。光緒帝的師傅之一,時任吏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的孫家鼐認為,變法自強宜統籌全局,分別輕重緩急,謀定後動,並以醫療治病的比喻提醒這位天子門生:

…… 顧今日時勢,比如人患痿痹而又虛弱,醫病者必審其周身脈絡,何者宜攻,何者宜補,次第施治,自能日起有功。若急求癒病,藥餌雜投,病未去而元氣傷,非醫之良者。 ……(  請飭刷印《 校邠廬抗議 》頒行疏,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,西曆 1898 年 7 月 17 日  )

同年七月二十日( 1898 年 9 月 5 日 ),在時任總理衙門章京刑部主事的張元濟建議開設議政局時,也提過類似的看法:

近來臣工條奏凡有交議,廷臣多不能仰體聖意,切實議行。或詭稱已辦,或極稱不便,無非欲暗行駁斥。即有一二議准,亦附支吾影射,貌合神離,迴失原奏本意。蓋諸臣賢愚不一,新舊殊途,各懷一兩不相下之心,而又不能獨其是,故成此不痛不癢之公事。

…… 泰西各國,行政與議政判為兩事,意至良,法至美也。中國則不然,以行政之人操議政之權,今日我議之,明日即我行之,豈不能預留地步以為自便之計?故政為彼之所慣行者必不廢,廢則無以抑新進之輩矣;政為彼之所未行者必不興,興則顯形其前事之非矣。我皇上欲去一舊法,則多方阻撓;欲舉一新政,則故意延宕,未始 不由於此。且變法之事亦非可易為也。必將撤究其始終,融貫其往來,斟酌其後先,權衡其緩急,而後能施之無弊,行之有功。不見夫良醫之治疾、大匠之築室乎?審脈察情而後定藥焉,繪圖布算而後施工焉,故病無不治而室無不成。今我皇上日日變法,而相與審脈察情者誰乎?繪圖布算者誰乎?夫一事之行,其起點甚微,及其究竟,交相引攝者,正不知幾千萬緒,稍一不慎,敗覆隨之矣。 ……

提倡任何的變革決定,都一定會牽扯到部分個人或團體的利益,所以遭到激烈反彈、抗拒革新也是人之常情,這本來就是一條非常艱難的道路。我們如今都知道,推行改革的領導者不但必須擁有足夠的權力,還要具備一定的魄力與膽識、長遠的眼光與目標,延攬有能力制訂適當計劃的幕僚、慎選任用「 對 」的人材,並給予充分的信任、適度的「 授權 」,讓新政得以循序漸進地貫徹實行,如此才有成功的希望。因此,光緒皇帝的變法節奏十分危險,最終的失敗也是必然。

俗話說:「 欲速則不達 」、「 呷緊弄破碗 」,這實在是一個很沉痛的歷史教訓。

 

光緒皇帝的性格

 

所謂的「 憤青 」是指容易憤怒、思想和行動亦十分激進,有時還偏向極端的民族主義份子,是「 憤怒青年 」的簡稱,帶有貶意。的確,光緒帝做事一向操之過急又容易衝動,脾氣也不是頂好,可是那多半是因為他的個性和成長的環境使然,並不代表思想也是如此。許多記載都顯現出他是這樣的性格:「 急驚風 」、脾氣暴躁,在慈禧太后面前表現得缺乏自信,在其他人面前卻又雄心萬丈、自信十足。

美國籍的傳教士何德蘭( Isaac Taylor Headland )在《 慈禧與光緒:中國宮廷中的生存遊戲 》的書裡寫道:

作為男人,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幾個比光緒皇帝更令人感興趣。天才的那些個心血來潮及其相應的優缺點他全都有。他可以像凱撒那樣生氣勃勃地大筆一揮,威脅他的大總督,罷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員,引進中國人所想到的最全面、最深入的改革。然而他卻在一個女人面前落荒而逃,像逃避惡鬼一樣那樣害怕。

同時也提到他的缺點正是「 衝動的性格和難以控制的脾氣 」

八國聯軍攻入北京,慈禧太后挾持光緒帝「 西狩 」一段路時,遇到河水暴漲。太后深怕洋人追上,於是告訴當地人如果能夠把她的轎子抬過河,必有重賞,所以慈禧和「 追隨 」她的一干人等都安全抵達了對岸。而光緒帝的身邊除了抬轎的轎夫之外,就只有一個肅親王善耆。肅王以為那些人會回來幫忙,沒想到他們連頭也不回,光緒當然 是憤怒又著急,直對著他發脾氣。善耆勸慰說:「 臣是皇上的人,臣知道皇上生平因好著急,吃虧多矣。事已至此,臣勸皇上以後莫輕著急。」光緒聽了沉默不語。肅王趕緊再到附近村裡請求另一批人幫忙渡河才追上慈禧,卻不見一位大臣接駕 ( 王照口述《 德宗遺事 》)。這是一則很悲哀的故事,它充份反應出那些見風轉舵的官員與宮監們,早已不把失去權力的光緒帝放在眼裡的勢利心態。

清末太監信修明也做過如此描述:

光緒性躁而口訥,每動怒,額筋浮露,口不能言。聞平壤戰敗,憤不能自持。( 《 太監談往錄 》–〈 宮廷瑣記 〉 )

此外,光緒帝也有擇善固執、倔強的一面。

老宮女何榮兒回憶說:急躁易怒、總是心事重重的光緒爺,是個性格孤僻又多疑的人,如果橫下一條心,九牛也拽不回來。( 《 宮女談往錄 》 )。我總是在想,固執的光緒帝「 生性孤僻又多疑 」的根本原因,應是長年受到西太后的監視,沒有傾訴心事的知心對象所造成的吧。

受到戰敗的屈辱與刺激,眼看國土一寸寸地被列強瓜分佔領,憂憤的光緒帝居然透過慶親王奕劻,公開向慈禧「 叫板 」要權:

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,我願退讓此位,不甘作亡國之君。」慶邸請於太后,始聞甚怒曰:「 他不願坐此位,我早已不願他坐之!」 慶力勸始允曰:「 由他去辦,俟辦不出模樣再說。」慶邸乃以太后不禁皇上辦事覆命,於是商諸樞臣,下詔定國是。( 蘇繼祖《 清廷戊戌朝變記 》)。

在戊戌變法後期,光緒帝一口氣罷免禮部六堂官之後,照例前往頤和園向太后問安時,遭到訓斥:

太后自歸政後,避居頤和園。一日,上詣園朝謁。太后責:「 九列重臣,非有大故,不可棄;今以遠間親,新間舊,徇一人而亂家法,祖宗其謂我何? 」上泣諫曰:「 祖宗而在今日,其法必不若是;兒寧忍壞祖宗之法,不忍棄祖宗之民,失祖宗之地,為天下後世笑也。( 胡思敬《 戊戌履霜錄 》)

就這樣,為了展現變法的決心,光緒帝竟暫時拋開了向來對於「 皇爸爸 」的畏懼感,努力捍衛自己的革新理念。

這類可以看出光緒性格的小故事,實在是太多了。

一般而言,作為少數民族的滿清統治著廣大的漢民族,皇室與貴族成員多少都會擁有一點「 民族優越感 」。可是從光緒帝的言行紀錄看來,他與漢民族的情感反而比較濃厚。起居注官惲毓鼎的《  光緒帝外傳  》( 崇陵傳信錄 )裡就有如此的記載:

上雅不善八旗所為,頗思黜滿人,倚漢人,又欲革舊習,冠漢姓,融洽無間,為子孫久遠計。滿人多怨之,萋菲之言日聞。

瞧,他的心中不但沒有滿漢之分,還想把姓氏改成漢姓呢!而那些「 跪求 」太后出面「 訓政 」的官員之中,滿人與漢人皆有。這樣的人,哪裡還像個「 憤青 」呢?

 

戊戌「政變」的發生原因

 

戊戌六君子  
  

發生戊戌「 政變 」的關鍵是什麼,在過去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。長久以來,慈禧太后「 頑固守舊 」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,主要是受到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影響。其實,最初太后不但不反對變法,還親自批准「 今宜專講西學 」的改革建議。更鮮為人知的是,在光緒帝親政兩年之後,慈禧便允准他開始學習英文,這在當時可是一件「 駭人聽聞 」的大事呢。然而,太后對於皇帝的變法原則卻設下一道絕對不可逾越的紅線:表面上是「 祖宗之法不可變 」,實際上則是「 休想動搖『 我 』的權力 」。

在「 政變 」發生前,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之間的權力關係存在著兩種制度:

一、事前請示:例如重大決策和高級官員的任免。但光緒帝在罷免禮部六堂官和任命軍機四章京 ( 後補侍讀楊銳、刑部後補主事劉光第、內閣後補中書林旭、江蘇後補知府譚嗣同 )時,事先都沒有知會過慈禧太后。

二、事後報備:軍機處會將光緒帝在前一日的硃批、口諭、電旨,還有重要折件及簡要的相關諭旨連同其事由,一起呈報給慈禧。

以上這兩項制度,都在八月初三日至初六日( 1898 年 9 月 18 – 21 日 )發生了變動。在此之前的整個新政推行期間,慈禧太后都對外宣稱自己早已退休不管事,任何事情一律交給皇帝決定即可。但是任誰都知道她是「 人在頤和園,心繫紫禁城 」的。隨著光緒帝的改革政策越來越大膽,無論那些被炒魷魚的官員如何跑去向她哭訴,她都「 淡定 」的不為所動 —— 等待揮出「 致命一擊 」的最佳時機,是她的一貫作風。

以往都公認袁世凱的告密事件( 這個「 密 」,是指康有為、譚嗣同等人策劃「 包圍頤和園,殺掉或劫持慈禧太后 」的秘密 ),是戊戌「 政變 」的原因。不過只要細究兩者發生的時差,並且考慮到當時自天津到北京的交通狀況與資訊傳達的速度,即可推翻這種既有的認定。另一方面,直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發現光緒帝知情,或參與其間的直接證據,所以應可以確定他是被冤枉的。而且以他的性格與自小受教的觀念來判斷,光緒也沒那個膽,就算知情也絕對不會批准行動。

「 政變 」的根本原因,近年來最新的研究成果似乎傾向於應是光緒帝在七月十九日( 1898 年 9 月 4 日)未經太后批准,就擅自罷免禮部六堂官( 二品以上的高官任免權都在慈禧手上 ),其次是十天後的懋勤殿( 議政機關 )設立計劃;決定「 訓政 」的導火線則是御史楊崇伊的那份密折:

…… 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,將專政柄。臣雖得自傳聞,然近來傳聞之言,其應如響。伊藤果用,則祖宗所傳之天下,不啻拱手讓人。

這最後一句話不偏不倚地觸動了慈禧太后那根最敏感的政治神經。當然,此時的慈禧雖然已經提高了警覺,可是還沒有完全下定「 訓政 」的決心,她還要再觀察。另外還有維新派所提出的「 中日合邦論 」,是否也是促成慈禧太后發動「 政變 」的積極因素,亦是值得深究的問題。不過這兩件大事都沒有涉及到袁世凱的告密事件,更何況部分學者主張這只能算是獨立處理「 事權 」的移轉,實在很難說它是所謂的「 政變 」 —— 慈禧太后始終都是大權在握的,她只不過是逐步地把「 借 」給光緒帝的權力全部收回而已。

另外,人們在過去普遍都認為,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四日即發動了「 政變 」。事實上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三日夜裡決定的回宮計畫,確實是以「 迅雷不及掩耳 」的方式進行 ( 於次日傍晚抵達皇宮 ), 可是事先毫不知情的光緒帝,雖然在初四晚上即移住涵元殿,卻沒有失去人身自由,而且仍然可獨立處理政務。因此,應該是慈禧太后正式宣佈「 訓政 」的那天,才算是「 政變 」。但不論整起如何發生,從上面的時間點看來,袁世凱的告密只是導致「 戊戌六君子 」血染菜市口,以及光緒帝遭到軟禁長達十年的結果。

 

結語:是心得,也是感想

 

垂簾訓政詔 - 光緒朝上諭檔    

光緒帝發佈的《 籲懇訓政 》詔書( 光緒朝上諭檔 )

 

從歷史的角度來看,戊戌變法其實就是洋務運動的延伸。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等於是驗收了洋務運動的成果,因此光緒皇帝在西太后的默許之下,企圖擴大改革的縱深度,從過去只學到技術的皮毛( 傳統制度毫無改變 ),拓展到精神與文化、制度等各種內涵的層次。而改革的進度不宜過快的道理,當時僅有少數的人嗅出此舉可能帶來的危機,但是誰又能夠勸阻皇帝放緩速度呢?也只有慈禧才夠格吧!可是她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觀,靜待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,才名正言順的出面上演「 收權 」大戲。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榮祿,對這一老一少的性情倒是觀察得很透徹:

皇上性暴,內實忠厚;太后心狠,令人不測  (王照《 方家園雜咏紀事 》)

表面上,只有 103 天的維新運動看似一無所成( 只剩下京師大學堂 ),可是後續的歷史演變卻已經證明,這股求新求變的潮流早已抵擋不住。如果說,甲午那年的敗戰是喚起知識份子覺醒的轉戾點,那麼戊戌變法就是封建基礎徹底鬆動的關鍵。個人認為,之後由慈禧太后主導的清末新政,基本上還是沿著維新變法的方向推行,只是幅度比它更深、更廣而已。

這位歷經過許多政治風浪的「 無冕女皇 」,的確擁有十分豐富的「 從政 」經驗,而且作風狠辣又善於權謀,可惜對於近代化的資訊卻「 吸收不良 」。她不懂何謂君主立憲制,之所以會批准實施,是因為經過多人的說服,終於使她相信立憲並不會動搖自身的權柄,大清祖宗立下的基業不會丟失的緣故。只不過為時已晚,歷史的契機稍縱即逝。從這個觀點看來,戊戌變法就不算是「 完全、徹底 」的失敗,而光緒皇帝這種勇於嘗試的獻身精神,也是值得敬仰的。

若硬要說誰才是「 誤國 」的罪魁禍首?我想,把這樣沉重的歷史責任,一股腦兒地推給某位特定人物,成為人們發洩不滿的「 代罪羔羊 」並不公平,同時也容易淪為毫無理性又偏激的「 歷史風涼話 」,不負責任。

這個問題是複雜而多面向的。總的來說,清末時期整個官場和社會制度的弊端叢生、國民素養與品質的落後,還有存在於其他經濟、文化、教育等各種層面,盤根錯節的歷史原因和沉重的包袱,應該才是「 誤國 」最大的根源。難道只要光緒帝的不作為,讓慈禧太后來主政,大家就可以高唱「 明天會更好 」嗎?這只有老天爺才會知道!

年輕的光緒帝富有進取心與救國的熱忱,可惜失敗在無經驗與急躁的性格上;老練的慈禧太后則是一位個性好強的人,凡事都不甘屈於人後,最大的缺陷是「 窮得只剩下權 」。還是王照說得貼切:

戊戌之法,外人或誤會為慈禧反對變法,其實慈禧但知權利,絕無政見 …… 故以余個人之見,若奉之以主張變法為名,使得公然出頭,則皇上之志可由曲而伸,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為也。 (《 德宗遺事 》)

比起年事已高的慈禧太后,「 春秋鼎盛 」正是光緒帝最大的本錢。假如他懂得投其所好,暫時把主持變法的光環讓給老太后,耐心等待時機、韜光養晦,或是自始至終,這對「 母子 」都能夠互補優勢、團結執政,那麼歷史將會改寫。

 

【 本文章之主要參考書籍 】

 

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:《 光绪朝上諭檔 》( 光緒二十四年 ),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。

◎  黃彰健:《 戊戌變法史研究 》( 上、下 ),2007 年 3 月,上海書店出版社。

◎  茅海建:《 戊戌變法史事考 》,2005 年 1 月,生活.讀書.新知 三聯書店( 北京 )。

◎  楊天石:《 晚清史事 》,2011 年 4 月,新華書店。

◎  房德鄰:〈 戊戌政變真相 〉,《  清史研究  》2000 年第二期,36 ~ 47 頁。

◎  石之軒:《 假如光緒不死 》,2009 年 5 月,中國文聯出版社。

◎  余音:《 百年黃昏:回到戊戌變法歷史現場 》,2009 年 7 月,南京大學出版社。

◎  孫孝恩、丁琪:《 光緒傳 》,1999 年 6 月,台灣商務印書館。

◎  何德蘭:《 慈禧與光緒:中國宮廷中的生存遊戲 》,2004 年 10 月,中華書局。

◎  喻大華:《 囚徒天子光緒皇帝 》,2011 年 11 月,商務印書館( 北京 )。

◎  金易、沈義羚:《 我在慈禧身邊的日子 》( 原書名:宮女談往錄 ),2011 年 4 月再版,智庫文化。

◎  信修明 …… 等:《 太監談往錄 》,2010 年 7 月,紫禁城出版社。

◎  王照、王樹柟:《 德宗遺事.光宣小記 》,1973 年 9 月,台灣學生書局。

◎  近代史料筆記叢刊:《 樂齋隨筆、崇陵傳信錄( 外二種 ) 》,2007 年 6 月,中華書局。

◎  蘇繼祖:《 清廷戊戌朝變記 》,電子書版本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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